第392章 血宝石（十二）
赵天麟这等能完全理解何锐想法的知识分子在与会者之中是少数，因为很清楚自己一路过来的经历，赵天麟对于改变知识分子已经没太大期待。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智力有问题，而是双方的知识结构之间差距太大。
所以，赵天麟颇有兴趣的看着陈独秀向何锐提出问题。如果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理解何锐的回答，就意味着旧知识分子们在摆脱'孔家店'影响的同时，也能进入新时代。
陈独秀并不知道主管科教文卫的部长赵天麟在想什么，何锐的回答让陈独秀觉得有些莫名熟悉，如果不是因为何锐的功业过强，陈独秀甚至觉得何锐的回答颇有满清权贵的味道。
与满清权贵不同的是，何锐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们的圈里人。陈独秀思索片刻，爽快的问道：“何先生，政府认为中国能够迅速从小农时代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时代？”
“我们来拆分一下这个问题。“何锐从来不会回避正经的学术问题，面对陈独秀的问题，何锐坦率的答道：“中国已经搞了两千年的小农经济，自然能实现小农经济。现在要确定的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是中国社会是否有需要。在我们文明党的判断中，中国人民需要更好的物质生活，这是源自生物本能。中国有这方面的内在需求。至于中国能否工业化，能否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以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由于文明程度非常高，人民掌握更先进生产方式的速度非常快。有内生需求，有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学习能力，我们文明党得到的结论是，中国能够完成社会化大生产。”
陈独秀自视甚高，听何锐回答的坦率，当即追问道：“何先生，具体怎么做？”
如何让中国实现工业化并非陈独秀一个人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管是尊儒的或者是反儒的，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陈独秀问完，人群中发出了一阵叹息和挪动椅子的动静，随即就安静下来。
没等何锐发言，李大钊问了一个问题，“何先生，在下本以为你方才对砸烂孔家店的提出不同看法，是为了正本清源。此时在下有个感觉，莫非何先生宣扬唯物主义，又用'浩然正气'做例子，竟然是认为根本不用讨论尊儒或者反儒么？”
赵天麟听到这话，不禁微微点头，李大钊的看法才是真正明白人的看法。赵天麟当年选择成为何锐的同志，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在于，坚定不移的建设工业化中国是唯一的纲领。打败日本与东北政府说了什么没关系，唯一有关的是做了什么。
宣传本身则是工业化中国政策中的一部分工作。只要不是宣传，说什么都没意义。
很明显，李大钊已经触及到了这个层面。文明党对于儒家没什么看法，非有什么不得不说，便只是一句，‘谁阻挡中国工业化建设，谁就完蛋'。更冷酷的描述就是三个字，‘不讨论'！
何锐很欣赏李大钊的敏锐，不过此时已经没必要回答，便说道：“守常先生说的没错。”
接着何锐继续回答陈独秀的问题，”如何工业化，政府现在的政策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投资，用于交通、教育、国防，以及满足这部分建设需求的工业，让中国这个高度文明国家的人民优势发挥出来，让人民掌握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引导小农经济进入小商品经济，让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更快的销售出去。促使中国人民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力来获得利益。如果人民只是在家种地，那就是小农经济。如果人民开始在家搞起了磨坊、物流运输、商业，这就开始进入小商品经济阶段。如果农民离开了家，进入城市工作，中国的社会化大生产能力就开始随着人力物力的流入而快速发展。最终，当所有人的生产都是为了交易，并且把通过交易获得的收入再次交易，购入所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就社会化了。”
在陈独秀看来，何锐与满清权贵们干的是相同的事情，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理念。
不过何锐的理念明显比满清权贵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如果是满清权贵，来来回回就那么一个核心内容，‘守住大清江山，保住祖宗基业'。何锐的理念与何锐本人无关，何锐的理念只有一个，如何建设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中国虽然何锐之前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何锐一直在这么做，不过真的与何锐亲自交谈后，陈独秀确定何锐以及文明党的政策理念始终如一。并没有因为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政权而出现了任何变化。
所以陈独秀追问道：“何先生，你认为这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都不是什么算命先生，铁口直断。对于未来，我们有明确的方向，明确的目的。所以我建议诸位有空不妨读一读政府工作报告。现在政府正在推行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中的每一年，也会提出年度计划，每年年末会有工作总结。每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也都会有总结报告，并且公布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内容。”
听到这些，知识分子们终于对五年计划有了真正的兴趣。何锐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准备告辞。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听工业部汇报'自行车生产计划'。这个计划很重要，如果工业部那边真能完全理解，以后中国大型企业的模式就可以确定。
请过来主持此次会议的黄炎培，黄炎培却问道：“何先生，迁都对于学界影响不小。在下想再与何先生对此事商议一下。”
“找赵部长商议就好，最近的事情比较忙。”何锐答道。
黄炎培也知道何锐的确很忙。之前东北政府对日本开战，震动全国。虽然民间情绪高涨，都表达了对东北政府的支持。但是大家私下的时候都忧心忡忡，认为日本赢面很大。
此次中国与英国开战，民间情绪倒是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在黄炎培看来，民心已经没有东北政府对日本作战时候那么宽容。那时候东北政府只要不败，人民就觉得完全能接受。而此次对英国作战，民间可不考虑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中国胜算并不大。
不，正因为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这次一定要打赢不可！
黄炎培对新政府评价很高，想到这场战争，就觉得新政府面对这场战争定然殚精竭智。所以见到何锐在此次会面中完全不提及战争，好像根本没有这场战争一样。心中也不由得佩服何锐的气度。
就在黄炎培准备宣布何锐将先离席之时，有位老先生站起身。在一众人中，这位老先生是唯一留辫子的，他用相当流利的法语说道：“何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为何要制定辫子税与裹脚税。这么做是否心胸太不宽阔？”
何锐知道此人，乃是民国奇才辜鸿铭。辜鸿铭是南洋人，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州。父亲是正宗的中国人，然而母亲却是一名西方人。如此教育环境以及父母的熏陶下，他很早的就学会了多门语言，包括英语、中文、马来语和葡萄牙语。
他的天赋也得到了当时他父亲老板的赏识，并且从小就开始教他读西方古典名著莎士比亚、培根等人写的书。
之后在他少年时期，由老板举荐送去德国学习，并回到英国被爱丁堡大学录取，在此学习文学，后又赴德国学习哲学和文学，总计拿到了13个博士学位，熟练掌握九种语言，很早就开始翻译论语中庸和大学。
在此期间，他不停地在外文报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国学并嘲讽西方的文化。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博士学位，并且有气魄在西方的报纸中为中国文学占据一席之地。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信心，正是因为他，西方人才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可以说他就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传播大使。但是对那些封建糟柏比如妇女缠小脚的陋习，他却尤为喜欢，甚至为此专门取了一个小脚中国姑娘为妻。
听辜鸿铭用法语提问，何锐也用法语答道：“辜先生，既然你已经注意到了辫子税与裹脚税，就应该知道这两个税是有日落条款的。从1924年开始，到1944年结束。这两个税就会被废除。而且现阶段，这两个税其实也没真的收上来什么钱。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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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赵天麟颇有兴趣的看着陈独秀向何锐提出问题。如果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理解何锐的回答，就意味着旧知识分子们在摆脱'孔家店'影响的同时，也能进入新时代。
陈独秀并不知道主管科教文卫的部长赵天麟在想什么，何锐的回答让陈独秀觉得有些莫名熟悉，如果不是因为何锐的功业过强，陈独秀甚至觉得何锐的回答颇有满清权贵的味道。
与满清权贵不同的是，何锐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们的圈里人。陈独秀思索片刻，爽快的问道：“何先生，政府认为中国能够迅速从小农时代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时代？”
“我们来拆分一下这个问题。“何锐从来不会回避正经的学术问题，面对陈独秀的问题，何锐坦率的答道：“中国已经搞了两千年的小农经济，自然能实现小农经济。现在要确定的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是中国社会是否有需要。在我们文明党的判断中，中国人民需要更好的物质生活，这是源自生物本能。中国有这方面的内在需求。至于中国能否工业化，能否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以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由于文明程度非常高，人民掌握更先进生产方式的速度非常快。有内生需求，有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学习能力，我们文明党得到的结论是，中国能够完成社会化大生产。”
陈独秀自视甚高，听何锐回答的坦率，当即追问道：“何先生，具体怎么做？”
如何让中国实现工业化并非陈独秀一个人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管是尊儒的或者是反儒的，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陈独秀问完，人群中发出了一阵叹息和挪动椅子的动静，随即就安静下来。
没等何锐发言，李大钊问了一个问题，“何先生，在下本以为你方才对砸烂孔家店的提出不同看法，是为了正本清源。此时在下有个感觉，莫非何先生宣扬唯物主义，又用'浩然正气'做例子，竟然是认为根本不用讨论尊儒或者反儒么？”
赵天麟听到这话，不禁微微点头，李大钊的看法才是真正明白人的看法。赵天麟当年选择成为何锐的同志，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在于，坚定不移的建设工业化中国是唯一的纲领。打败日本与东北政府说了什么没关系，唯一有关的是做了什么。
宣传本身则是工业化中国政策中的一部分工作。只要不是宣传，说什么都没意义。
很明显，李大钊已经触及到了这个层面。文明党对于儒家没什么看法，非有什么不得不说，便只是一句，‘谁阻挡中国工业化建设，谁就完蛋'。更冷酷的描述就是三个字，‘不讨论'！
何锐很欣赏李大钊的敏锐，不过此时已经没必要回答，便说道：“守常先生说的没错。”
接着何锐继续回答陈独秀的问题，”如何工业化，政府现在的政策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投资，用于交通、教育、国防，以及满足这部分建设需求的工业，让中国这个高度文明国家的人民优势发挥出来，让人民掌握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引导小农经济进入小商品经济，让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更快的销售出去。促使中国人民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力来获得利益。如果人民只是在家种地，那就是小农经济。如果人民开始在家搞起了磨坊、物流运输、商业，这就开始进入小商品经济阶段。如果农民离开了家，进入城市工作，中国的社会化大生产能力就开始随着人力物力的流入而快速发展。最终，当所有人的生产都是为了交易，并且把通过交易获得的收入再次交易，购入所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就社会化了。”
在陈独秀看来，何锐与满清权贵们干的是相同的事情，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理念。
不过何锐的理念明显比满清权贵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如果是满清权贵，来来回回就那么一个核心内容，‘守住大清江山，保住祖宗基业'。何锐的理念与何锐本人无关，何锐的理念只有一个，如何建设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中国虽然何锐之前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何锐一直在这么做，不过真的与何锐亲自交谈后，陈独秀确定何锐以及文明党的政策理念始终如一。并没有因为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政权而出现了任何变化。
所以陈独秀追问道：“何先生，你认为这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都不是什么算命先生，铁口直断。对于未来，我们有明确的方向，明确的目的。所以我建议诸位有空不妨读一读政府工作报告。现在政府正在推行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中的每一年，也会提出年度计划，每年年末会有工作总结。每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也都会有总结报告，并且公布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内容。”
听到这些，知识分子们终于对五年计划有了真正的兴趣。何锐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准备告辞。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听工业部汇报'自行车生产计划'。这个计划很重要，如果工业部那边真能完全理解，以后中国大型企业的模式就可以确定。
请过来主持此次会议的黄炎培，黄炎培却问道：“何先生，迁都对于学界影响不小。在下想再与何先生对此事商议一下。”
“找赵部长商议就好，最近的事情比较忙。”何锐答道。
黄炎培也知道何锐的确很忙。之前东北政府对日本开战，震动全国。虽然民间情绪高涨，都表达了对东北政府的支持。但是大家私下的时候都忧心忡忡，认为日本赢面很大。
此次中国与英国开战，民间情绪倒是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在黄炎培看来，民心已经没有东北政府对日本作战时候那么宽容。那时候东北政府只要不败，人民就觉得完全能接受。而此次对英国作战，民间可不考虑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中国胜算并不大。
不，正因为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这次一定要打赢不可！
黄炎培对新政府评价很高，想到这场战争，就觉得新政府面对这场战争定然殚精竭智。所以见到何锐在此次会面中完全不提及战争，好像根本没有这场战争一样。心中也不由得佩服何锐的气度。
就在黄炎培准备宣布何锐将先离席之时，有位老先生站起身。在一众人中，这位老先生是唯一留辫子的，他用相当流利的法语说道：“何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为何要制定辫子税与裹脚税。这么做是否心胸太不宽阔？”
何锐知道此人，乃是民国奇才辜鸿铭。辜鸿铭是南洋人，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州。父亲是正宗的中国人，然而母亲却是一名西方人。如此教育环境以及父母的熏陶下，他很早的就学会了多门语言，包括英语、中文、马来语和葡萄牙语。
他的天赋也得到了当时他父亲老板的赏识，并且从小就开始教他读西方古典名著莎士比亚、培根等人写的书。
之后在他少年时期，由老板举荐送去德国学习，并回到英国被爱丁堡大学录取，在此学习文学，后又赴德国学习哲学和文学，总计拿到了13个博士学位，熟练掌握九种语言，很早就开始翻译论语中庸和大学。
在此期间，他不停地在外文报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国学并嘲讽西方的文化。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博士学位，并且有气魄在西方的报纸中为中国文学占据一席之地。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信心，正是因为他，西方人才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可以说他就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传播大使。但是对那些封建糟柏比如妇女缠小脚的陋习，他却尤为喜欢，甚至为此专门取了一个小脚中国姑娘为妻。
听辜鸿铭用法语提问，何锐也用法语答道：“辜先生，既然你已经注意到了辫子税与裹脚税，就应该知道这两个税是有日落条款的。从1924年开始，到1944年结束。这两个税就会被废除。而且现阶段，这两个税其实也没真的收上来什么钱。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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